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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百家廊】重新发现「五四」

2019-11-07 01:17:42 作者: 856

锺 倩

一九一九年的那个春天,鲁迅先生在日记中写道,「四日昙。星期休息。」「五四」学潮前夜,他忙找房子搬家,没想到的是运动的乌云滚滚压过头顶,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思想革命。

重新发现「五四」,很多学者都怀揣敬畏,俞平伯就曾说过,每逢「五四」北京大学的同学们总来要我写点纪念文字,但我往往拖延光看不写。纪念「五四」运动九十周年时,叶曙明写道,「青春五四跟我们数代年轻人的血脉相通,而未能重光五四的我们愧对五四。」陈平原则认为,「就像法国人不断跟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对话,跟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风暴对话,中国人需要不断地跟五四等关键时刻对话。」他还特别指出,「与五四对话可以追怀、摹写,反省、批判,唯一不能允许的是漠视或刻意迴避。」因此,「五四」运动在今天依然有现实意义,人人都生活在「五四」精神的余荫里,其中最瞩目的莫过于文学的革新。

蔡元培在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序言中曾写道,「主张以白话代文言,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,这是从《新青年》时代开始的。」如果把「五四」新文化运动比作是一场最壮观的精神日出,那幺,第一抹曙光一定是照在了《新青年》杂誌。从文学眼光看,翻阅《新青年》对今天已没有多大意义,但是,追溯《新青年》的红色历程,就是重返「五四」现场,深掘精神流脉和改革初心。「五四」时期曾出现过两个思想震荡最为剧烈的波峰:一个是打倒孔家店,一个是文学革命。创刊于一九一五年九月的《新青年》就是文学革命的载体,被视为「中国近五年的思想变迁史。」它是见证,也是烛照;它是匕首,也是阵地;它是舆论,也是坐标。

《新青年》的创办人是陈独秀,最初背靠群益书社,依託北大同人,从第四卷开始对外徵集稿件,早在创刊号上就阐明了办刊的理念,「因人而欲脱蒙昧时代,羞为浅化之民也,则急起直追,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。」这与鲁迅的观点极为相似,「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时代,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,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。」因此,不惜代价拥抱西方,改良中国,以「德赛先生」启蒙救亡。而处于新旧交替时代,各种流派与社会问题扎堆,从《新青年》发表的文章也能看出,从评议孔子、女子贞操,到欧战风云、国语进化、新诗技巧,组织易卜生专号,戏曲议论等,无所不包,产生矛盾也是正常。但是,陈独秀坚持「仍以趋重哲学文学」,以运动的方式推进文学事业。

这期间,最有含金量的作者当属鲁迅,《狂人日记》、《孔乙己》、《药》、《故乡》等短篇小说先后刊登在《新青年》,一经发表就引发轰动,成为最瞩目的文学革命实绩。鲁迅称自己只是「打打边鼓」,「有时候仍不免吶喊几声,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,使他不惮于前驱。」毫无疑问,「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」,鲁迅的杂文和小说可以说是立了大功:一者,开创随感、通信等新式文章,「除几条泛论之外,有的是对于扶乩,静坐,打拳而发的;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......」这期间,有些时候,没有话题也要製造话题,没有围攻就自己扮敌人来围攻,形成一种新旧对抗的局面,甚至上演「双簧戏」,激烈的辩论无疑是语言革新的催化剂,从标点符号、废除文言,到文字横排等等,如胡适的独白,「文学革命何疑?且準备搴旗作健儿!」二者,以革命家姿态佔领文坛,保持相对自由的对话状态,言辞偏激避免不了,舆论垄断成为《新青年》特色,「没有更激烈的主张,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。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,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。」

说到白话文,不得不提胡适,他发表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打响文学革命的第一枪,还出版了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﹙上卷﹚,蔡元培称如果能变成一部完整的,「把我们三千年来一半断烂,一半庞杂的哲学界,理出一个头绪来,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,那真是我们的幸福了!」

三者,是痛斥封建奴性,无论是《狂人日记》、《野草》,还是「救救孩子」、「娜拉出走」,都是他以一己灵魂苦闷,寻求苦难民族的出路。他愈是孤独,铁屋中的吶喊愈发有力量,他愈是怆痛,动荡中的交锋愈发见真相。他的小说中写过很多人的死,不过是以死呼唤生,充盈巨大的同情,因为革命并非救人死,而是救人活的;他与黑夜为伴,与绝望并肩,这是看透真相后依然怀揣希望的英雄主义,「如此竟没有炬火,我便是唯一的光」;他才是「五四」的「招魂者」......以个体之痛唤醒麻痹大众,以及那些被压迫的人们。一九二零年九月起,《新青年》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,鲁迅在回忆中说,他只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,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。

今天,我们重新发现「五四」,追溯《新青年》,其实就是寻找精神的启蒙源头和文学的探索路程,依然有唤醒理性、启蒙思想的重任。人性进化得很慢,同样,思想改良也很慢,有些时候甚至会出现反覆,「中国的改革往往反覆,多年的沉滓只要被搅拌一下就又泛起来了。」所以,「五四」新文化运动离我们并没有多幺遥远,在《陶渊明的遗产》一书中,张炜先生曾提出,「由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历数下来,我们不免会想这样一个问题:随时光的推移,人类在追求自由与尊严方面,到底是进步了还是后退了?这种追求的愿望,是强烈了还是淡弱了?」在自然面前人类的确进步了,但是,「从另一方面看,我们在人文领域、在精神範畴内的进取,却谈不上多幺明显。即便就自然科学的进步而论,在获得许多新知识的同时,往往又被这些知识框束和制约。」尤其是互联网高科技,又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巨大危害,「即便是探索自然世界的方面看,人类也不完全向自由和尊严的单一方向前进,我们的尊严和自由在不断扩大的同时,又在一定程度上被限定被瓦解。」可见,这就是思想提升的必要性和持续性。

「五四」之所以是青年节,不是文艺节,之所以强调它是精神事件,而不只是政治运动,恰恰在于它的思想启蒙和民主精神,以及革命先驱用献身精神浇灌而出的精神之花。陈丹青用「后患无穷」和「光芒万丈」概括五四,而陈平原则用「泥沙俱下」、「众声喧哗」、「生气淋漓」总结「五四」风采,可见,「五四」的精神脉动在今天依然强劲有力。纪念「五四」就是要回归自我,拥有独立的精神和批判的意识。如果我们在面对公共话题时能多一些克制,少一些盲目,在遭遇正义被侵时多一些勇敢,少一些冷漠,或许这就是最好的传承和光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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